原标题：我国待遇最差的大学「游览团」，有哪些苦与乐？
1935年「华北事故」后，平津的形势就现已严重开来。高校是先进知识分子会集的当地，一贯对形势灵敏。那时的我国学生运动又有着适当的自由度和影响力，日本侵略者对高校从未放松过警觉。
1935年，北大校长蒋梦麟便只身被唤到日军兵营，演了一出「单骑退回纥」的好戏。面临时局，平津的高校早已纷繁做着一旦战事敞开便搬迁至别处的方案。
清华大学的情绪最为坚决。一来是因为清华自身即为留美预读校园，亲美的态度明显不愿向日本作出任何退让，日本也不会对清华「广大」处理。二来则缘于清华校长梅贻琦个人的抉择方案。
梅贻琦是理工身世，不善辞令，特性低沉，但执行力强，干事细致有方案。 早在1935年，梅贻琦便组织清华大学将物资和设置连续南移。
△清华大校园长梅贻琦
1937年，清华大学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协商好，假如时局有变，大学需求南迁，长沙必定全力支持。
与清华的谋定后动相反，北平（京）大学多少有些犹豫不定。这也能够了解，北大在我国的高校中前史最为悠长，其名号便让该校师生充满了「上京庠序」的优越感。很难幻想，离开了北京，北大何故被称为北大？
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是江南文人，自身也有一丝文人习气。1933年长城战争后，北大曾把物资运往南边，以备不时之患。而时局弛缓之后，北大就又把这批物资运了回来。 能够说，是走是留，这几年蒋梦麟的主意一向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。
「卢沟桥事故」发作时，北大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——校长蒋梦麟与文学院院长胡适均不在北平，实践掌管校政的是秘书长郑天挺。一时群龙无首，北大师生可说是「各自为营」「慌乱出走」。
关于联合办学，蒋梦麟起先也不是很乐意，仍是清华身世的胡适说服了他，刚才赞同联合办学。
△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迸发。为连续文脉，高校纷繁内迁·任雨摄
南开大学就没有这么多顾虑。南开的校训是「允公允能，一日千里」，着重学生学以致用、服务社会，南开的学生参与运动历来活跃。校长张伯苓自己是老一辈的爱国教育家，身世北洋水师书院，民族观念很重，南开的反日倾向也多少受此影响。
九一八事故前，南开的学生有一次居然在日本军官面前喊抗日标语，日军要求张伯苓好好经验学生。张伯苓把为首的学生叫到办公室，只「训」了学生四句话：「你们厌烦，你们厌烦得好，你们下次还要这么厌烦，你们下非有必要更美妙地厌烦。」
在「卢沟桥事故」迸发不久，张伯苓就料到南开有不保之虞，他说：「南开凝聚了我终身之汗水，战端一开，难以保全。保不住就不保了，决不能向日自己屈从。」
公然，不久之后南开大学被日本毁为平地，张伯苓听闻音讯，表明「敌人此次轰炸南开，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，而南开之精力，将因此而愈益奋励！」 而且，南开关于日军，不光有「国仇」，还有「家恨」。
1938年，身为空军飞行员的张伯苓四子张锡祜在与日军的作战中献身，年仅25岁。于公于私，南开都是必定要搬运后方，与日军周旋到底的。
△南开大校园长张伯苓
长征的路程
罗庸填词的《满江红》，是西南联大的校歌，其间所言，用1946年冯友兰所撰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话解说就是：
「联合大学初定校歌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，中颂师生不平之壮志，终寄终究成功之希望」。
「南迁流离之苦辛」照实描绘了联大「万里长征」之进程。
「卢沟桥事故」后，平津失守，联大三校师生纷繁南下，「辞却了五朝宫阙」。「五朝宫阙」即指北京，因其为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五朝之首都。联大的校址开端定在长沙，而从北京到长沙，这南迁的「万里长征第一步」却是最为紊乱的。
如上所述，北大的状况最乱，师生各自慌乱出走，实践清华和南开的缤纷程度也不遑多让。
早一点南下的师生走的是惯例道路，从北平先到天津，然后乘火车沿津浦线抵达南京浦口，即朱自清《背影》中的火车站。随后搭船横渡长江，抵达首都南京，再从南京前往长沙。
而实践上，大多数人的行进道路更为杂乱——很多人还没有到南京，乃至才到天津，南京就现已沦亡了，只能换成其他的道路。比方吴大猷就是从天津搭船，先由海上绕到香港，然后又从香港坐火车前往长沙。陈达先则是先搭船来到上海，再转至南通，沿长江溯流抵达汉口，再乘轿车来到长沙。
△闻一多（左）还为南迁的沿途奇险景色写生
更为杂乱的是郑天挺，他与罗常培、罗庸、魏建功等人到了天津后，原拟搭船前往青岛，再改乘火车由胶济线转陇海线再到平汉线。等到了青岛，他们才知道胶济线已断，无法只好搭船一向来到香港转火车。
香港下船后，北上的粤汉线又遭敌机轰炸，他们再次搭船到梧州，取道贵县、柳州转桂林，由公路乘轿车经衡阳而抵长沙。非常困难于1937年12月14日到了长沙，前方传来音讯，南京沦亡，联大又要南迁了。
联大师生抵达长沙后，因为条件粗陋，整个校园「化整为零」。最特其他当属文学院，因校舍缺乏，有必要团体迁往南岳，这就是校歌中的「衡山」。
文学院迁至南岳，梅贻琦还专门吩咐教师刘崇鋐向他报告南岳的状况。南岳的校舍非常粗陋，刘崇鋐的报告函中如是说：「每室五人，较为拥堵，室内不能看书作字，只能以课室兼作自修室」，又说：「教员所居之楼更在山上，须行石阶三百数十级始达」。
不过，联大人的达观也能够见得出来，刘的报告涵关于由长沙「贬谪」到衡阳的描绘是「来时幸值晴明，一路看山，颇饶兴趣」，关于教员宿舍的三百数十级石阶，他表明「每日数往复，久练成习气，想至下一年，文学院老夫子个个能大步流星矣。」
不料，未及一年，联大便又要持续搬迁了。
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南迁至昆明的师生致欢迎词
联大的终究点在于昆明，那时昆明并未被称为「春城」，而是被叫作校歌中的「山城」。
南京沦亡后，为避烽火，联大抉择持续向西南大后方搬迁，而这次搬迁最有特征的当地就在于「湘黔滇游览团」的组成。
△1938年2月14日，游览团辅导委员会建立
1938年1月22日，临大发布的迁校布告。2月4日，又发布步行方案布告，开宗明义，表明 「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方案，借以多习民意，考察风土，收集标本，训练体魄，务使搬迁之举自身就是教育」，为此召团体魄好的学生组为步行团，沿途入滇。随后，临大发布了的赴滇道路：
一、自长沙至常德一百九十三公里步行。
二、自常德至芷江三百六十一公里，乘民船。
三、自芷江至晃县六十五公里步行。
四、自晃县至贵阳三百九十公里，乘轿车。
五、自贵阳至永宁一百九十三公里步行。
六、自永宁至平彝二百卅二公里乘轿车。
七、自平彝至昆明二百卅七公里，步行。
他们于1938年2月15日动身，4月28日抵达昆明。这一趟游览也成为了师生考察风土人情的一次时机。
△游览团的一致着装：土黄色军服，绑腿，干粮袋，水壶，黑色棉大衣
3月4日，在「疲甚」之余，吴征镒尚能注意到「村女装束古旧，但甚漂亮，时有长大脖子的」。3月7日在沅江，他们见到了「妇女任劳累，善负重，多以竹篮负物，急行山路，男人不及」。3月16日，观赏汞矿，见到了「土法炼朱砂」。4月5日抵达平坝，「今天逢场，见苗人甚多。苗有青苗、黑苗，包头有别」。
当然，沿路的考察也促进了师生们的反思，如4月4日观赏「剿匪」阵亡将士纪念碑后，吴征镒写到，「十年内战的结果是一堆白骨」。
「长征」途中更不乏美景，《「长征」日记》中有不少笔触美丽的记载。3月2日，「雨中行，如在米南宫水墨画中」。4月8日游镇宁火牛洞，「室中有巨大石柱多根，后有一大石壁，以烛照之，美妙之极。钟乳上下直贯，纤细皎白，若水帘之垂，若雪松之蟠，亦若璎珞，亦若冕旒」。
△湘黔滇游览团吃晚饭
与「湘黔滇游览团」不同的其他师生，则挑选了其他道路。有的搭车南下转香港入滇，也有由公路经广西到越南河内，再由河内至昆明，郑天挺就是由这条道路抵达昆明的。
就这样，好像百川归海相同，联大师生终究在昆明成功大会师，开端了他们八年的联大日子。
016特集 《西南联大的遗产》
撰文 | 刘天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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